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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玉焚书与疑经辩伪思潮产生的时代  

2017-08-27 08:26:01|  分类: 红楼梦新解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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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逄冠卿
宝玉焚书与疑经辩伪思潮产生的时代 - 至真斋主 - 至真斋主的命理空间
 
凡是熟读过《红楼梦》的人都会发现,书中主人公贾宝玉相对于封建正统观念的异端思想十分出格:他作为纨绔子弟懒于读书倒也罢了,竟敢于把父母师长(包括他的姐姐元妃)教他读的儒家经典都视为“杜撰”之书,说什么“除四书外杜撰的也太多”,“除明明德(大学章句)外无书”,竟然敢于把“四书”以外的书都一把火烧了。除毁谤儒家典籍外,他还不时流露出异端思想,把走“仕途经济”道路的封建知识分子统统斥为“禄蠹国贼”;把“文死谏、武死战”等传统封建伦理道德批驳得一文不值。

对于《红楼梦》描写的这些内容,凡不太了解封建社会思想禁锢之严酷性的读者,或阶级斗争观念极强的勇敢者,对此一般都很欣赏,认为作品主人公叛逆精神可嘉,正体现了作者思想观念的先进性;凡比较熟悉封建社会思想禁锢情况的读者,又难免会产生怀疑:在那个皇帝老子君临天下,社会普遍尊崇孔孟之道,知识分子靠程朱理学答题应试,以求科举功名的时代,作为出身于封建官僚家庭的公子哥儿贾宝玉,可能有厌世、玩世的举动,但很难想象有这种类似疯狂的异端言论和叛逆举动,因为在他的世界观形成期间,没有产生异端思想的社会条件和家庭条件。

要回答这两个问题,用现代阶级斗争理论或中国封建社会的一般规律去分析都是不行的,必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把《红楼梦》创作放在当时的大背景中,方可看得清楚。请红学同人认真研究一下明末清初的思想解放运动,就会得出以下正确的结论:《红楼梦》表现的特定主人公的叛逆思想,在我国封建社会的其他时期都不可能,只有在十七世纪,在明末清初波澜壮阔的思想解放运动中,一个具有遗民思想的知识分子,一个具有异端观念的士大夫叛逆,这样写《红楼梦》,这样表现主人公贾宝玉,不仅可能,而且还很自然,很正常。

在明代占统治地位的学术思想是理学。弘治、正德以前,是程朱理学占统治地位,以后则是理学的别派陆王心学占统治地位。到了明清交替前后,理学早已失去了创立之初的积极意义,变得僵窒、空泛、不合时宜,因此知识分子普遍开始厌谈心性,转而回到汉学的旧路上,向儒家老祖宗的原典求教,改研究心性为治经。此期间,除李贽、金圣叹的异端思想影响比较大而外,开拓学术思想新境界的是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浙东学派和浙西学派的大学者,而在经学辩伪方面贡献突出的,则是毛奇龄、阎若璩、胡渭、颜元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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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奇龄著《四书改错》一书,从训诂、地理、名物、制度等方面,几乎把宋明以来一直居于儒家学说正宗地位的朱熹《四书集注》批判得体无完肤。阎若璩最主要的成就是著《古文尚书疏证》,通过缜密的考证,把这部沿用了一千多年的,上自皇帝经筵进讲,下至蒙馆童子课读背诵的儒学经典,判定为伪书,把理学的立论基础“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唯精惟一,允执厥中”判定为伪造的假货,给了理学最沉重的一击。胡渭通过对朱熹《易本义》的搜隐发覆,“于汉儒附会之谈,宋儒变乱之论,一扫廓清”。这真是一个怀疑一切的时代,除《论语》、《孟子》外,思想学术界对儒家经典特别是朱熹、王阳明的著述,普遍产生了怀疑,对理学从源到流都进行了系统地揭露和批判。

须知在此前,朱熹在儒家门庭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人们敢于怀疑孔孟的原话,敢于“诬孔”,却无人敢于怀疑朱熹的“孔门心传”,无人敢于怀疑理学大师们对儒家经典的讲解和注释。到了此时,舆情竟一变而为“诚欲正人心,必自反经始;诚欲反经,必自正经学始。”(钱谦益《初学集?新刻十三经注疏序》)后人把这一时期的学术活动称为“疑经辩伪”。辩伪所得出的结论,正如《红楼梦》主人公贾宝玉所说,“除四书外杜撰的太多”,“除明明德外无书”,也难怪贾宝玉把四书以外的儒学典籍都烧了。

疑经辩伪学术思想对当时知识界无疑具有爆炸性的震撼,尤其对江南文人,特别是对江浙一带文人荟萃地区,影响尤为深刻。《红楼梦》如果不是明末清初思想解放时期的产物,作者如果不是深受“疑经辩伪”活动的影响,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上,不论是什么人,不论在何处,给他几个脑袋,也不敢这么写,更不可能这么写。只有在顺康年间这个独特的历史时期,这样做并非惊世骇俗之举,在知识界原也平常,在江浙一带遗民知识分子集中的地方更不足为奇。

随着理学和心学的衰落,经世致用学说的兴起,明末清初的士大夫阶层和普通知识分子,对由伪经典儒学演绎而来的一些传统行为、传统信念、传统理论、传统思想,也必然发生怀疑和动摇。思想学术界开始探讨科举取士制度的弊端,认识到“修齐治平”(读书做官的别称而已)不是体现人生价值的唯一途径,各行各业,凡性之所好,专心去做,都自有其人生乐趣,自有其社会价值。明末的李贽、袁宏道都说过类似的话,清初几乎所有拒绝与新王朝合作,拒绝出仕做官的知识分子,都必然产生这种理念。顺康年间,由于封建正统观念的影响,南明小朝廷的影响和延平郡王长期抗清的影响,加之“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创痛巨深,多数江南知识分子与清王朝持不合作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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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首先是对君权神授、封建专制提出了挑战。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深刻揭露了封建专制的弊端,提出了具有初步民主法制意识的改革动议。他反对把君臣比父子,认为“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我之出仕也,为天下,非为君也”,并进而指出,“盖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唐铸万甚至在《潜书》中公然宣称:“自秦以来凡为帝王者皆贼也!”其次是对明朝旧官僚“一对夷齐下首阳”,跨朝代的士人举子投靠新主子、谋求做新贵的举动十分鄙夷,斥之为“禄蠹”、“国贼”。

当时学校废弛,文教日衰,“师不立,经训不明,士子的工夫不在理解经典义理方面,而是把全部精力放在揣摩举业、训练八股文法上。知识分子中弥漫着厌薄举业的情绪,当时好多江南学子,自己就主动注销了学籍。有见地的知识分子,开始探索八股取士制度的弊端,特别是顾炎武的《生员论》,鞭辟入里地揭示了生员制度的弊端,他认为“废天下之生员而官府之政清,废天下之生员而百姓之困苏,废天下之生员而门户之习除,废天下之生员而用世之才出”。

《聊斋志异》中描写的那些痴情者,获得幸福多不以科举功名为前提,其情人也极少以科举功名相劝勉。由此可见,《红楼梦》书中主人公贾宝玉厌恶举业的思想,应属来源有自。宝玉就读并大闹的学堂,正是十七世纪学校废弛情景的真实写照;宝玉厌薄举业,正是当时江南知识分子的一般心理;宝玉斥骂“禄蠹国贼”,正是具有遗民思想的知识分子的共同心声;宝玉对封建正统伦理观念的批驳,也正是当时思想解放运动的重要研究课题。据此可以推论,《红楼梦》反映的正是十七世纪思想解放运动的真实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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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对:王华东 至真斋主 编辑:潇湘夜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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