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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中乾隆朝的文化禁忌气场  

2017-06-24 08:05:57|  分类: 红楼梦新解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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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顾跃忠

《红楼梦》到底是哪个时代的作品,长期以来争论不休。当年蔡元培在《〈石头记〉索隐》里认为“《石头记》者,清康熙朝政治小说也”。后来胡适认为曹寅有个孙子叫“曹雪芹”是《红楼梦》的作者,一下子把《红楼梦》的时代拉到了乾隆时期,并逐渐成为占统治地位的观点。但是,我们在阅读《红楼梦》时,感觉到的却不是乾隆时期的“气场”,而是晚明、康熙时期的“气场”,也就是土默热先生所说的“晚明文化气脉”,这是怎么回事呢?为什么乾隆时期的文人写出来的却是具有“晚明文化气脉”的小说呢?

面对这一矛盾,有的学者拒不承认“晚明文化气脉”,认为《红楼梦》反映的就是乾隆文化。而有的学者就比较客观,承认《红楼梦》有“晚明文化气脉”,有遗民思想的体现,但依然认为《红楼梦》是乾隆时期曹雪芹的作品。

最近读到了胡文炜先生的《关于〈红楼梦〉成书的年代》一文,他认为一部好的小说总是具有很强的时代气息,但书中的时代气息不等于这部书的写作年代。他说:“作品有明末清初改朝换代的思想,只能证明这部书的作者不是宋代或明代早、中期的人,但不能排除是清代中期的人。也就是说前代的人写不出有后代特征的著作,但后一代的人却能写出前一代文化特征的著作来。”“作品的时代特征上限不可靠,下限则不可逾越,例如如果小说中写到只有康熙时代才有的物品,那么书的作者就不会是万历时期的人,但作者完全可以是乾隆时期甚至晚清、当代的人。”

如果抽象地说“后代的人可以写出前一代文化特征的作品来”,这个观点是正确的。但是,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风格,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化禁忌。后代的人固然可以写出具有前代文化特征的作品来,但在这作品中,体现的必然是作者所处的那个时代的文学风格,也必然不能突破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的文化禁忌。

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先生有一个代表性的学说叫“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中,他说:“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周代人心目中最古的人是禹,到孔子时有尧、舜,到战国时有黄帝、神农,到秦有三皇,到汉以后就有盘古了。”比如,我们读《论语》,看到里面讲到尧、舜、禹的事迹,但这并不能证明尧、舜、禹的事迹果真是像《论语》所讲的那样,而恰恰证明了在春秋时期人们心目中的尧、舜、禹的事迹是那样的。《论语》不能用来证明尧、舜、禹时代的历史,却能用来证明春秋时期的文化特征,因为它具有春秋时期的时代风格。陈寅恪先生提出的“以诗证史”的理论,运用的原理相同。陈垣先生在《〈敦煌劫余录〉序》中阐述陈寅恪先生的主张说:“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

同样的道理,康熙年间可以做的一些事情,在乾隆年间成为了禁忌;而康熙年间与乾隆时期文学的风格也有极大的差异。

就《红楼梦》的创作而言,尽管乾隆年间的文人可以写具有康熙时代特征的作品,但《红楼梦》文本中出现的一些情节却不可能是乾隆年间的文人可以写得出来的。《红楼梦》的文学风格也符合康熙时期的特征,而与乾隆时期文学的风格格格不入。下面仅举几例说明。

一、居丧演戏

《红楼梦》第十四回“林如海捐馆扬州城,贾宝玉路谒北静王”:“这日伴宿之夕,里面两班小戏,并耍百戏的与亲朋等伴宿,尤氏犹卧于内室,一切张罗款待,独是凤姐一人周全承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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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丧演戏是我国古代的一种习俗,《金瓶梅词话》六十三回中就有西门庆为李瓶儿吊丧,请海盐腔戏班演剧的情节:“晚夕,亲朋伙计来伴宿,叫了一起海盐子弟搬演戏文。”但是,这种习俗,自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起就被明令禁止了。《清史稿·礼志》载:“康熙二十六年,禁居丧演戏饮博。”

当然,禁令虽出,并不能立竿见影,故雍正、乾隆均再次重申这一禁令。《世宗宪皇帝实录》记载,雍正二年“严禁兵民等出殡时、前列诸戏。及前一日、聚集亲友、设筵演戏。”乾隆帝一即位,立即发布了《命丧葬循礼谕》,《高宗纯皇帝实录》记载了这道谕旨的全文:“朕闻外省百姓,有生计稍裕之家,每遇丧葬之事,多务虚文,侈靡过费。其甚者至于招集亲朋邻族,开筵剧饮,谓之闹丧。且有于停丧处所连日演戏,而举殡之时,又复在途扮演杂剧戏具者。从来事亲之道,生事死祭,皆必以礼得为而不为,与不得为而为之者,均为非孝。是知各循其分,乃能各尽其孝,初不在以奢靡相尚也。当哀痛迫切之时,而顾聚集亲朋,饮酒演剧,相习成风,恬不知怪。非惟于礼不合,抑亦于情何忍?此甚有关于风俗人心,不可不严行禁止。著各省督抚等通行明切晓谕,嗣后民间遇有丧葬之事,不许仍习陋风,聚饮演戏,以及扮演杂剧等类,违者按律究处。务在实力奉行,毋得姑为宽纵。”

从乾隆帝《命丧葬循礼谕》的行文来看,那时京师的居丧演戏现象已得到控制,而外省尚在我行我素,故乾隆帝发布了这道上谕,命令“各省督抚等通行明切晓谕”,以禁止这种陋习。

可见,居丧演戏早在康熙二十六年就已明令禁止。但由于古代资讯不发达,故没有起到立杆见影的效果。尽管如此,皇家却三令五申禁止,到乾隆时期,已经过了将近半个世纪,资讯再不发达也应该见效了。更何况贾家是皇亲国戚居住京城,天子脚下,秦可卿葬礼四王八公聚齐,是贾家敢违抗上谕?还是作者无视禁令?乾隆时期的文人不要说不敢写这样的情节,就是敢写,恐怕也不知道这种习俗了。

二、蓄养家乐优伶

《红楼梦》对戏剧的描写十分精到,非大戏剧家不能为之。胡文彬先生在《红楼放眼录》中认为“《红楼梦》中对戏曲的描写是多侧面、多层次的。其数量之多,质量之高是中国古典小说的典范。”《红楼梦》中的贾家还蓄养着一班家乐优伶,并经常演出。戏剧成了红楼生活不可或缺的元素。红学家们常常以曹寅、李煦家养过家庭戏班这一史实来论证曹雪芹具有精深的戏曲造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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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事实上曹雪芹根本没办法受家庭戏班的熏陶。雍正二年,雍正帝发布敕令:“外官畜养优伶,殊非好事。朕深知其弊。……家有优伶,即非好官。着督、抚不时访查。至督、抚、提、镇,若家有优伶者,亦得互相访查,指明密折奏闻。”家里养个优伶,就不是好官,弄不好还要“密折奏闻”,谁还敢蓄养家乐优伶?若还在作品中大肆宣扬,岂非与皇家禁令唱对台戏?乾隆时期的文人,不要说不敢写,就是敢写,恐怕也不知道这种习俗了。即使有奶奶讲那过去的事情,也不可能有如此细致生动的描摹呀。

三、避讳

《红楼梦》第四十六回“尴尬人难免尴尬事 鸳鸯女誓绝鸳鸯偶”写贾赦欲纳鸳鸯为妾,鸳鸯不肯,贾赦就对她进行威胁,说她想嫁宝玉。鸳鸯就在贾母面前发誓道:“我是横了心的,当着众人在这里,我这一辈子莫说是‘宝玉’,便是‘宝金’、‘宝银’、‘宝天王’、‘宝皇帝’,横竖不嫁人就完了!就是老太太逼着我,我一刀抹死了,也不能从命!”

乾隆帝登基前,于雍正十一年被封为和硕宝亲王,两年后即皇帝位。

《红楼梦》中鸳鸯抗婚时居然把“宝天王”、“宝皇帝”都骂了。此外,行为不端的贾琏居然与乾隆帝次子永琏同名,贾代善居然与和硕礼烈亲王代善同名。这在乾隆时期,可是大不敬的死罪呀。

清初,清军刚刚入关,避讳制度尚不严格。如顺治帝名福临,曾下诏布恩,特许臣民可不避讳“福”字,说:“不可为朕一人,致使天下之人无福。”再如康熙朝搞了11起文字狱,无一起是因避讳问题而起的。但到乾隆时,避讳制度却严格了起来,著名的王锡侯《字贯》案,就是因避讳问题而兴的文字狱。

《红楼梦》中鸳鸯骂“宝天王”、“宝皇帝”,贾琏与永琏同名,贾代善与和硕礼烈亲王同名。乾隆时期的文人即使想写,他敢写吗?

四、违禁曲目

《红楼梦》第十八回“隔珠帘父女勉忠勤 搦湘管姊弟裁题咏”:“那时贾蔷带领十二个女戏,在楼下正等的不耐烦,只见一太监飞来说:‘作完了诗,快拿戏目来!’贾蔷急将锦册呈上,并十二个花名单子。少时,太监出来,只点了四出戏。”其中第三出《仙缘》出自明汤显祖《玉茗堂四梦》之《邯郸梦》;

第二十九回“享福人福深还祷福 痴情女情重愈斟情”:“又问:‘第三本?’贾珍道:‘第三本是《南柯梦》。’贾母听了,便不言语。”其中第三本《南柯梦》也出自明汤显祖《玉茗堂四梦》之《邯郸梦》。

第五十三回“宁国府除夕祭宗祠 荣国府元宵开夜宴”:“此时唱的《西楼会》,正是这出将完,于叔夜赌气去了。”这里的《西楼会》演的是御史公子解元于叔夜与西楼名妓穆素微曲折离奇的爱情故事。

五十四回:“史太君破陈腐旧套 王熙凤效戏彩斑衣”:“说着,又叫葵官:‘唱一出《惠明下书》,也不用抹脸。’”这出《惠明下书》为王实甫《西厢记》第二本中的楔子。

《红楼梦》中的私下议论:宝钗对黛玉说她家“《西厢》、《琵琶》以及《元人百种》,无所不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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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所引这些曲目,属于“琐语淫词”类,在康熙后期至雍正乾隆朝多次发文禁毁。王利器先生在《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说戏曲史料》中记载:

康熙五十三年(公元1714年)谕:“朕惟治天下以人心风俗为本,欲正人心,厚风俗,必崇尚经学而严绝非圣之书,此不易之理也。近见坊间多卖小说淫词,荒唐俚鄙,殊非正理;不但诱惑愚民,即缙绅士子,未免游目而蛊心焉,所关于风俗者非细。应即通行严禁。” 康熙还要求众臣讨论拟定实施办法。结果拟出并得到批准的具体办法为:“凡坊肆市卖一应小说淫词,在内交与八旗都统、都察院、顺天府,在外交与督抚,转行所属文武官弁,严查禁绝,将版与书一并尽行销毁。如仍行造作刻印者,系官革职,军民杖一百,流三千里;市卖者杖一百,徒三年;该管官不行查出者,初次罚俸六个月,二次罚俸一年,三次降一级调用。”

除“琐语淫词”外,还有所谓“教诱犯法之书”,更是严厉禁毁的。

据王利器先生《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说戏曲史料》记载,雍正三年发布禁令:“凡乐人搬做杂剧戏文,不许妆扮历代帝王后妃及忠臣烈士、先圣先贤神像。”乾隆十九年有人奏曰:“坊刻《水浒传》,以凶猛为好汉,以悖逆为奇能,跳梁漏网,惩创蔑如。乃恶薄轻狂曾经正法之金圣叹,妄加赞美;梨园子弟,更演为戏剧,市井无赖见之,辄慕好汉之名,启效尤之志,爰以聚党逞凶为美事,则《水浒》实为教诱犯法之书也。……臣请申严禁止,将《水浒传》毁其书板,禁其扮演,庶乱言不接,而悍俗还淳。……乾隆十九年三月二十三日题,本月二十六日,奉旨依议,钦此。”

这些“教诱犯法之书”在《红楼梦》中却不断现身。

第二十二回“听曲文宝玉语禅机 制灯谜贾政悲谶语”:“至上酒席时,贾母又命宝钗点,宝钗点了一出《山门》。”《山门》取材于《水浒》第四回《鲁智深大闹五台山》,亦称《醉打山门》,剧演智深大醉归寺,打坏山门一事。

第十八回“隔珠帘父女勉忠勤 搦湘管姊弟裁题咏”:“少时,太监出来,只点了四出戏:第一出,《豪宴》。”《豪宴》写明嘉靖年间权相严嵩之子严世蕃为夺取玉杯“一捧雪”而陷害莫怀古一家事。

第十九回“情切切良宵花解语 意绵绵静日玉生香”:“谁想贾珍这边唱的是《丁郎认父》,《黄伯央大摆阴魂阵》,更有《孙行者大闹天宫》,《姜子牙斩将封神》等类的戏文,倏尔神鬼乱出,忽又妖魔毕露,甚至于扬幡过会,号佛行香,锣鼓喊叫之声远闻巷外。”

第二十九回“享福人福深还祷福 痴情女情重愈斟情”:“一时贾珍上来回道:‘神前拈了戏,头一本是《白蛇记》。’贾母便问:‘是什么故事?’贾珍道:‘汉高祖斩蛇起首的故事。《白蛇记》写的是“汉高祖斩蛇起首的故事。”

这些曲目都属于凶猛好汉戏和皇帝戏,应当都在禁毁之列。乾隆时期的文人即使想写,他敢写吗?

好了,我不多举其他例子了,实际上例子还有很多,像“末世”情怀、女清男浊思想、男风的描写等等,均非乾隆时期所应有,这里我不再展开。

总之,一个时代的文学作品必然烙上那个时代的烙印,虽然后世可以写前代的事情,但写出来的必然是有后世印记的事情。《红楼梦》的创作也是如此,它深深印上了清初至康熙时代的印记。乾隆年间思想禁锢很严,明令禁止与需要避讳的东西特多。因此,即使作者私下闻知前代康熙年间某些情节,非不能写,而是不敢写入准备流传于世的小说中。乾隆时期的文人是写不出《红楼梦》中上述情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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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对:王华东 至真斋主 编辑:潇湘夜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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