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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不是家事不是情事不是自传,更不是满人作品  

2017-05-13 09:07:34|  分类: 红楼梦新解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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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不是家事不是情事不是自传,更不是满人作品 - 至真斋主 - 至真斋主的命理空间
 作者:至真斋主


《红楼梦》自诞生以来,关于作者、时代背景、主旨立意等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这主要是因为这部书采用了很多特殊的写作手法,比如伏线、谶语、影射和多重影射、意象和符号、先抑后扬和先扬后抑、反讽、一笔两意、真事隐、以小写大、以家喻国等。有的写作手法是作者独创的,绝大多数读者包括红学家们对这些写作手法都感到陌生,认识不到这些特殊写作手法对理解这部书的重要性。可以说,这些特殊写作手法才是打开红楼之门的金钥匙。《红楼梦》不是一部普通的小说,如果对写作手法搞不懂,还怎么理解这部小说深刻的思想内涵?缺乏对特殊写作手法的认知,不肯学习钻研,又不肯接受他人正确的观点和点拨,想读懂这部作品是不可能的。

《红楼梦》传世已经二百多年了。那时候的作者和知识分子接受的是四书五经传统文化教育。《红楼梦》是公认的百科全书式的作品,涉及到儒释道、诸子百家、历史典故、诗词歌赋、园林建筑、中医民俗,等等知识。而我们今天的读者接受的是文化断代教育,既缺乏传统文化知识,又对特殊写作手法茫然不知,还想深入理解这部古人的作品岂不是强人所难吗?时隔几百年,社会观念、文化氛围和语言的内涵都产生了巨大的变化,如果用今天的观念和语言内涵来理解几百年前的作品,不产生偏差就奇怪了。这也是当代读者误读《红楼梦》的原因之一。

其实,《红楼梦》自新文化运动开始就有两大派在争论,以清末进士为首的蔡元培索隐派认为:《红楼梦》是清康熙朝的政治小说,作者持民族主义甚挚。书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而尤于汉族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意。当时既虑触文网,又欲别开生面,特于本事之上,加以数层障幂,使读者有“横看成岭侧成峰”之状况。书中“红”字多隐“朱”字。朱者,明也,汉也。而以留洋博士胡适为首的新红学考证派认为:《红楼梦》是清乾隆朝创作的一部隐写曹家事的小说,作者是曹寅的孙子“曹雪芹”。尽管曹家十分完备的家谱里没有“曹雪芹”其人,胡适依然通过乾隆年间几个清人的笔记、诗文里找到了一个恰巧叫“曹雪芹”的。虽然跟这个“曹雪芹”有密切交往的敦敏、敦诚兄弟从未说他写了《红楼梦》,而其他与“曹雪芹”未交往的人如袁枚、永忠、明义等人,凭猜测和道听途说认为这个“曹雪芹”就是《红楼梦》的作者,胡适不经进一步求证,就认定这个“曹雪芹”是曹寅的孙子,是他创作了《红楼梦》。

胡适在《红楼梦考证》著作里说:因为《红楼梦》是曹雪芹“将真事隐去”的自叙,故他不怕琐碎,再三再四的描写他家由富贵变成贫穷的情形。我们看曹寅一生的历史,决不像一个贪官污吏;他家所以后来衰败,他的儿子所以亏空破产,大概都是由于他一家都爱挥霍,爱摆阔架子;讲究吃喝,讲究场面;收藏精本的书,刻行精本的书;交结文人名士,交结贵族大官,招待皇帝,至于四次五次;他们又不会理财,又不肯节省;讲究挥霍惯了,收缩不回来:以致于亏空,以至于破产抄家。《红楼梦》只是老老实实的描写这一个“坐吃山空”、“树倒猢狲散”的自然趋势。因为如此,所以《红楼梦》是一部自然主义的杰作。那班猜谜的红学大家不晓得《红楼梦》的真价值正在这平淡无奇的自然主义的上面,所以他们偏要绞尽心血去猜那想入非非的笨谜,所以他们偏要用尽心思去替《红楼梦》加上一层极不自然的解释。

胡适在晚年又竭力贬低红楼梦的价值。他说:“在那一个浅陋而人人自命风流才士的背景里,《红楼梦》的见解与文学技术当然都不会高明到那儿去。”他说:“我向来感觉,《红楼梦》比不上《儒林外史》;在文学技术上,《红楼梦》比不上《海上花》,也比不上《老残游记》”他又说:“曹雪芹是个天才而没有机会得着休养训练的文人——他的家庭环境、社会环境、往来朋友、中国文学背景等等,都没有能够给他一个可以得着文学休养训练的机会,更没有能够给他一点思考或发展思想的机会。在那个贫乏的思想背景里,《红楼梦》的见解当然不会高明到那儿去,《红楼梦》的文学造诣当然不会高明到那儿去......”

《红楼梦》是一部文学作品,不管是蔡元培还是胡适,对这部书的解读都仅仅代表他们的个人观点。对一部文学作品的解读评论本是纯学术问题,理应由各方研究者畅所欲言,自由争鸣。然而《红楼梦》的研究发展到今天,在官方学术刊物上已是胡适派一家之言,即只能认为《红楼梦》的时代背景是清朝中期,作者是曹寅子虚乌有的孙子“曹雪芹”。且不能用索隐的方法,不能提书中有影射等技巧。在此大框架内才可以所谓的“自由争鸣”。不信,你打开官方红学刊物《红楼梦学刊》、《曹雪芹研究》看看。这已经不是学术了。造成这样的局面固然与胡适的所谓新红学考证派获得更多拥趸有关,胡适派的观点迎合了众多经过新文化运动洗礼,传统文化断代教育下的广大读者对《红楼梦》的浅显认知。然而,胡适派红学成为独霸官方的观点,且这种观点成为所谓的“定论”,被写进各类教科书、词典、文学史等,其实是在上个世纪中期那个特殊时代的政治环境造成的。

1964年8月18日,在北戴河同哲学工作者的谈话中,毛泽东说:“《红楼梦》写出二百多年了,研究红学的到现在还没有搞清楚,可见问题之难。有俞平伯,王昆仑,都是专家。何其芳也写了个序,又出了个吴世昌。这是新红学,老的不算。蔡元培对《红楼梦》的观点是不对的,胡适的看法比较对一点。”另据周汝昌的回忆史料,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出版系统召开过一次人数很多的会议,正式传达毛泽东的一次谈话。其中,在谈到《红楼梦》原著和续作时,毛泽东明白指出:“前八十回是曹雪芹作的,后四十回是高鹗作的;高鹗学了曹雪芹的一点笔法,但是思想很不相同。”在那个“两个凡是”的特殊时代,此言一出谁敢质疑?从此,红学其他学术流派尤其是索隐派偃旗息鼓,胡适的考证派一家独大。时至今日,官方红学依然继承着那个特殊时代恩赐的、带有明显政治倾向的“学术”遗产。

《红楼梦》是家事小说吗?如果像胡适等红学家那样,无视书中宏大主题的明示与暗示,那么从表面看这部书确实写的是贾家这个大家族的兴衰史。很多读者也都是这么认为的。然而,这部书开篇就告诉我们,作者自譬石头,而被女娲遗弃在青埂峰下的这块石头不是普通的石头,而是补天石。补天石为不能补天而日夜悲号,其实这是作者在痛悔哭泣。什么是补天石?作者为啥要自譬“无材补天”的补天石?那必然是国家遭遇了“天倾西北、地陷东南”,江山沦陷,神州陆沉的灾难,这样的灾难只能是改朝换代时期。作者唯恐读者不明白故事发生的时代背景,又用甄士隐、贾雨村、王熙凤、贾探春等人物生于“末世”来提醒读者。根据作品成书时代和书中的情节等众多因素,稍稍思考就会明白,这个“末世”只能是指明朝末期。故事发生的时代背景必然是明清易代时期。

“补天”在文人的诗文中常常用来比喻收复被侵占的江山故土。南宋诗人辛弃疾《满江红·建康史帅致道席上赋》:“鹏翼垂空,笑人世苍然无物。又还向九重深处,玉阶山立。袖里珍奇光五色,他年要补天西北。且归来谈笑护长江,波澄碧。佳丽地,文章伯。金缕唱,红牙拍。看尊前飞下,日边消息。料想宝香黄阁梦,依然画舫清溪笛。待如今,端的约钟山,长相识。”这是辛弃疾在担任建康通判时,接受江防前线军事长官史致道宴请作的这首词。辛弃疾希望史致道抗金复土,“补”宋朝已经缺了西北的“半边天”。陈子龙在抗清活动中写下一首题为《九日登一览楼》的七律:“危楼樽酒赋蒹葭,南望潇湘水一涯。云麓半含青海雾,岸枫遥映赤城崖。双飞日月驱神骏,半缺河山待女娲。学得屠龙空缩手,剑锋腾踏绕霜花。”在明遗民看来失去了江山就是天塌地陷。在陈子龙这首诗中他期望像女娲补天那样恢复被清人侵占的明朝江山。明末作家冯梦龙在《甲申纪事》序言中说:“甲申之变,天崩地裂,悲愤莫喻,不忍纪,亦不忍不纪。”冯梦龙把甲申之变视为“天崩地裂”,这与《红楼梦》第一回石头所记之事正文首句“当日地陷东南”是一个意思,即指国家江山沦陷。在《石头记》偈语诗“无材可去补苍天”处,批书人道:“书之本旨。”批书人说“无材可去补苍天”是“书之本旨”。作者借女娲补天的神话写国破家亡史实的用意再明白不过了。而《石头记》的正文正是从“地陷东南”开始的。女娲补天是救世神话,《红楼梦》作者隐写国家民族那段遭受空前灾难的史实,借用女娲补天这个救世神话明确昭示了作品的主旨立意。但是,胡适以及后来的追随者们却仅仅把女娲补天当作了神话,认为与作品的主题无关。虽然后来有人也认识到了作者写女娲补天绝不是闲笔,就说是作者想补封建社会的天,甚至有人把“补天”这个宏大含义的词语曲解为补一个家族的天。这都是定错了《红楼梦》的时代背景造成的。

胡适派红学家们把《红楼梦》的时代背景定在了清朝中期。清朝中期何来“地陷东南”一说?清朝康熙皇帝在位61年(1661年—1722年),分别于1684年、1689年、1699年、1703年、1705年、1707年六次南巡,考察政务民情兼游山玩水。雍正皇帝在位十三年(1722年—1735年),没有南巡的主要原因是因为皇位之争,心有忌惮,不肯离开京城。他虽然没有南巡,但是整个雍正朝也是八方宾服、四海咸宁。乾隆皇帝在位60年(1735年—1795年),分别于1751年、1757年、1762年、1765年、1780年、1784年六次南巡。那么“地陷东南”绝不会指清朝这三个朝代,只能是指明末清初改朝换代那段时期,大清、大西、大顺为争夺明朝江山而相互血腥厮杀的历史,且大清占领北京后继续出兵横扫江南,强推剃发易服的恶政遭到江南人民顽强抵抗,导致江南人民惨遭清兵屠戮。是为“地陷东南”。而且按照封建社会帝王信奉的“五德说”,明朝是火德,清国是水德,水火交战,正与古代神话故事火神祝融、水神共工为争夺帝位交战十分吻合。《红楼梦》借用“地陷东南”的神话传说意在影射清国与明朝的战争。

后来这块无材补天的顽石被茫茫大士幻化成“鲜明莹洁的美玉”,即通灵玉,让它随贾宝玉的前身神瑛侍者下世造历人间,并且錾上“莫失莫忘,仙寿恒昌”八个字。那么这块通灵玉有什么特殊寓意吗?作者似乎知道有些读者愚钝,于是在第8回详细描述通灵玉时配诗一首:“女娲炼石已荒唐, 又向荒唐演大荒。失去幽灵真境界, 幻来亲就臭皮囊。好知运败金无彩,堪叹时乖玉不光。白骨如山忘姓氏,无非公子与红妆。”批书人不失时机地提醒道:“余亦想见其物矣。前回中总用草蛇灰线写法,至此方细细写出,正是大关节处。”如果通灵玉只是一块普通的玉石,批书人就不会说是大关节处。由贾府人人视为命根子的通灵玉,上面还錾刻着八个字,还有配诗“白骨如山忘姓氏,无非公子与红妆。”你如果还不能联想到传国玉玺,那么你就真的不配读这部书了。传国玉玺正面李斯篆书:“受命于天,既寿永昌”。这通灵玉岂不是在影射传国玉玺和皇权吗!古往今来为了争夺江山统治权,正是“白骨如山忘姓氏,无非公子与红妆。”此时这块补天石幻化成通灵玉后,又多了一重含义——玉玺和皇权的象征。你还仅仅认为《红楼梦》写的只是一个大家族的兴衰史吗?

《红楼梦》这部书是一部隐写历史的政治小说。她以大家族贾家打掩护来影射国家,以家喻国。以贾家由繁盛到败亡来寓意国家由繁盛到败亡。在人物关系设计上,作者采用爱情纠葛的方式做障眼法,影射改朝换代的真实历史,以及对改朝换代的认识。在特殊的历史时期,在事关人们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面对惨烈的政权争夺战,在人们的生活中政治是第一位的。《红楼梦》反思了明朝灭亡的原因。作者用黛玉前世绛珠草受神瑛侍者甘露灌溉之恩,寓意受恩于明朝皇帝却无力挽回失去的江山而悲痛哭泣,黛玉为还泪而来到世上,非为婚姻,只要泪尽她便偿还了无力挽救江山的感情债而离开人间。作者用王熙凤理家,探春、李纨合作理家,来寓意“齐家、治国”。王熙凤理家寓意皇权赋予的权力不受监督、腐败恣意妄为的极权治国。探春和李纨合作理家,还有宝钗协助,平儿监督,公正廉明、不分亲疏,寓意民主治国。以家喻国的立意在书中有明示。在第13回王熙凤协理宁国府回末语:“金紫千万谁治国 裙钗一二可齐家。”蒙府本回末批语:“五件事若能如法整理得当,岂独家庭,国家天下治之不难。”

《红楼梦》采用以小写大、层层递进的写作手法。在第一回甄士隐出场的时候,批书人说:“不出荣国大族,先写乡宦小家,从小至大,是此书章法。”也就是说先写小家庭,后写大家族,最后写国家。先写小人物,后写大人物,小人物给大人物传影或者打谶语。这种写作手法本身就是一种引导读者阅读的方法,目的是让读者思维发散、展开联想,不必直接干预朝政写国家,就会让具有一定知识层次的读者联想到国家。民国著名人物汪兆铭在《红楼梦新评》中指出:“国家即是一大家庭,家庭即是一小国家。西国政治家有言,国家者家庭之放影也,家庭者国家之缩影也。此语真正不错。此书描摹中国之家庭,穷形尽相,足与二十四史方驾,而其吐糟粕,涵精华,微言大义,孤怀识,则非寻常史家所及。此本书之特色也。”

有的人说,作者自云“为闺阁昭传”,写的就是闺阁儿女之事嘛。这样说,你是被作者的障眼法和一笔两意的狡猾笔法给骗过了,你不知道“闺阁”一词不单指女子、闺房,古汉语的“闺阁”还有“宫禁”之意。还有人说,书中说了“大旨谈情”。可是你只知道“情”指感情、爱情,却不知道古汉语的“情”还有“实情”之意。很多读者其实跟胡适派红学家一样,只看到了表面风花雪月的故事。因为定错了时代背景,他们即便索隐书中隐写的历史也只能在清宫秘史、宫斗里乐此不疲的挖掘。批语诗说:“字字看来皆是血”。一些红学家也跟着喊《红楼梦》是一部血泪书,“千红一窟”,“万艳同悲”。可是,你如果让他们说《红楼梦》的血泪在哪里隐藏着?他们就会茫茫然干瞪眼。其实《红楼梦》的血泪大部分隐藏在那些日期里。我们今天的读者都知道“十一”、“五一”、“三八”等日期的特殊指向,很多人也都知道某某日期是绝对的禁忌。那么对于那些距离明末清初改朝换代时期不远的人们来说,“三月十九”、“四月二十六”等是绝对的重大历史事件日子。这些日子就跟我们现在的“十一”、“五一”等一样,无需说出是哪一年,就会知道那个日子的重大事件。有些重大事件是在清朝修的《明史》中你查不到的,所以作者必须采取隐写的方式,让那些对这些日期敏感的读者一看便知作者在提示什么。你如果对这些日期不了解,那么你看到的也只是作者用“假语村言”敷衍的故事。如果你对这些日期敏感,那么你就看到了作者“真事隐”的血泪史。批书人也告诉我们作者采用了《石钟》、《赤壁》的写作手法,这等于是告诉了我们破解此书“真事隐”要用索隐的方法,还用我啰嗦阐述吗?

《红楼梦》楔子明言:(空空道人)“从头至尾抄录回来,问世传奇。从此空空道人因空见色,由色生情,传情入色,自色悟空,遂易名为情僧,改《石头记》为《情僧录》。至吴玉峰题曰《红楼梦》。东鲁孔梅溪则题曰《风月宝鉴》。后因曹雪芹于悼红轩中,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纂成目录,分出章回,则题曰《金陵十二钗》。”而胡适完全无视“空空道人”、“吴玉峰”、“孔梅溪”对本书的参与,只认为是“曹雪芹”一人所作,且把增删者“曹雪芹”当作了原创者。像这种断章取义的“考证”只能是误导不明真相的广大读者。《红楼梦》的主旨立意具有强烈的汉民族感情,这从书中大量的情节和感情倾向性能一眼看出来,尤其是宝玉给芳官做头、给她起外号叫“耶律雄奴”、“小野驴子”和宝玉那一段“戎羌”的议论,很明显是在丑化异族。芦雪广“割腥啖膻”从情节到言谈都很刺眼。这种具有明显民族倾向性的作品能是满人的包衣奴才写的吗?

我们权且认为胡适考证的“曹雪芹”是曹寅的孙子。曹家祖宗曹世选是东北辽阳人,本是汉族,在明熹宗天启元年任明朝沈阳中卫的地方行政长官。1621年三月,努尔哈赤攻占辽阳、沈阳,曹世选被俘为包衣家奴。曹世选的儿子曹振彦在多尔衮属下任“旗鼓牛录章京”。“旗鼓牛录章京”是由包衣中的汉人编成的牛录,即曹振彦充当了多尔衮的包衣家臣,从此入满洲籍。1644甲申之变,曹振彦一家跟随多尔衮入京一跃而为“功臣”,先住在城南角贡院附近,后在西苑一带又有一宅。清王朝三次大规模圈地,把北京五百里内各州县的“无主庄田”赏给满州宗室、权贵,曹家亦得到大批良田。1649年二月,多尔衮统内外官兵征剿大同,平定姜瓖叛乱,曹振彦也是大同屠城的刽子手,双手沾满了大同汉族人的鲜血。1650年,曹振彦因屠杀汉人有功,留任山西平阳府吉州知州。1652年,调山西阳和府知府。1655年,升两浙都转运盐司运使。1658年离任。此时,曹振彦已是从三品的高级文官。曹振彦的长子曹玺在内务府供职,他做过顺治皇帝的侍卫,其妻孙氏是康熙皇帝小时的保姆,因此曹家与康熙皇帝有着特别的关系。1663年二月,曹玺以内务府朗中首任江宁织造,在任达22年之久。曹家始居江南,除了负责为皇帝采购物资,并负有了解江南政治情况,结交汉族名士,做明遗民的统战工作等使命。曹家实际上是康熙帝派往江南的政治代理人。曹玺有二子:曹寅、曹荃。曹寅六岁到江宁,十岁回京入宫作康熙帝的伴读。是康熙的“发小”。曹寅早年担任康熙皇帝的侍卫,参与了一批少年智擒鳌拜之事。曹寅还做过内务府慎刑司朗中。1690年,曹寅以内务府广储司朗中衔出任苏州织造。时隔八年,曹寅回到父亲任职二十多年的江宁织造署,继承了父业。康熙因曹寅接驾有功,授予曹寅通政使司通政使(正三品)的兼衔。曹寅有两个女儿都是王妃,皆为康熙皇帝所指婚。长女嫁多罗平郡王讷尔苏。1712年,曹寅去世。曹寅的儿子曹颙继任织造。曹颙病死,康熙特旨命曹頫过继给曹寅为次子,承袭江宁织造任。康熙驾崩,雍正即位。雍正五年,曹頫任上亏空,骚扰驿站被抄家。雍正将抄没房地人口财产全部赏给奉旨抄家的新任织造隋赫德。雍正帝吩咐给曹頫在京少留房屋,以资养赡。于是曹頫携家北上。乾隆即位后,追封曹振彦为资政大夫,曹頫起用为内务府员外郎(从五品)。乾隆四年,发生弘皙逆案,弘皙系废太子胤礽之子,他与庄亲王允禄结党营私,谋取皇位失败。曹家因与弘皙一家关系密切,被第二次抄家。曹寅有个孙子叫曹天佑,是曹顒遗腹子,曾任州同。

胡适考证的“曹雪芹”根本就不在曹家家谱之列,他到底是谁的儿子至今胡适派红学家们挖地三尺也没搞出来。《红楼梦》具有强烈的汉民族主义色彩,排满思想严重,能是满洲包衣奴才世家子弟创作的作品吗?清朝在中国历史上是最黑暗的朝代,统治者不但用武力镇压反抗,用剃发易服手段表示对异族统治者臣服,而且从文化上禁锢人民的思想,大兴文字狱之残酷亘古未有。据不完全统计,在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四朝共发生166起文字狱案,其中顺治朝7起,康熙朝12起,雍正朝17起,乾隆朝130起。处决了200多人,涉及3000多人,以康熙初年庄廷鑨明史案、雍正末年吕留良案杀害最多。清统治者以修《四库全书》为名,对所有古籍进行全面检查,对违禁书籍予以销毁,对古籍中的违禁词语进行篡改。修《四库全书》时期,被查禁烧毁的古籍就有三千种之多。这是一场文化浩劫。文化专制的残酷统治使得神州大地万马齐喑,文人们只能钻在经学、训诂学、甲骨学、小学等故纸堆里去作些烦琐的考据工作。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风格,从社会状况和文学风格来说,《红楼梦》这样一部具有明文学风格的巨著,绝不会诞生于文字狱最残酷的乾隆年间。很多清人看出了《红楼梦》具有排满思想。例如,同治五年刊刻的梁恭辰《北东园笔录》记载:满洲玉研农(麟),家大人座主也,尝与家大人曰:“《红楼梦》一书,我满洲无识者流每以为奇宝,往往向人夸耀,以为助我铺张者……其稍有识者,无不以此书为污蔑我满人,可恨,可恨。若果尤而效之,岂但《书》所云‘骄奢恶佚,将由我终’哉!我做安徽学政时曾经出示严禁,而力量不能及远,徒唤奈何……那绎堂先生亦极言:‘《红楼梦》一书为邪说卜行之术,无非糟蹋旗人,实堪痛恨。我拟奏请通行禁绝,又恐立言不能得体,是以隐忍未行。’”

《红楼梦》只能诞生于文化管制相对宽松的康熙朝。且作者是具有汉族情怀,对逝去的明王朝深深眷恋,为自己不能补天挽救大明江山而痛悔的明遗民。在明末,才子大儒、诗人文豪、思想家呈爆发式产生,只有他们才能创作出这部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汉民族旷世巨著。《红楼梦》不是一人一时之作,而是历经几十年,众多文豪们前后参与策划、增删、批书的集体创作。当一个号称创造了辉煌灿烂文化的民族屡次遭受侵略而亡国,几近亡种边缘,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在亲身经历了惨烈的内部斗争和外部入侵致使一个王朝毁灭以后,作为当时有良知的高级知识分子们,必然会痛彻心扉地反思造成“天倾西北、地陷东南”的根本原因,也会寻找让国家长盛不衰,民族绵延不绝的方法,不要再重蹈覆辙。翻阅中国从古至今的历史典籍和文学作品,每当改朝换代的历史时期都会有知识分子进行剖析反思。《红楼梦》也是这样一部作品。随着这帮明遗民陆续逝去,中国文学的辉煌时期也渐渐终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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